“清涧暴动”“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和谢子长都去了刘志丹的老家。陕北那边也就没了领头的，自然而然那边的活动就比较缓慢。
一直到32年的下半年，毕维周才在延川成立了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人数嘛只有12个人，队长是高朗亭。为了这支12人的小队伍，刘志丹那也是操碎了心，派杨仲远和魏武过来支援他们。
除了高朗亭的这支队伍，在神木还有个叫王兆相搞的神木特务队，人数还没高朗亭的游击队人数多。
既然别人都派人来支援了，陕北特委也不能这么继续“躺平”呀，就在佳县组织人开了个会。
会上先是把国内外先是讲国内外形势讲一通，再就是咱们不可以继续躺了。车轱辘话讲了一箩筐，就差明说，红26的都来帮忙了，我们要有动作。
本来挺好，既然红26来人帮忙，那一块开个会，定个大方面努力就是。但是会议的最后议程选新领导出现了“故事”。
本来大家是中意马明方干的，但是孔原不是到北方局了嘛，他要求老大必须是工人出身，他中意的是工人出身的贺牛。贺牛当老大，大家死活不同意。
最后没办法双方都进行让步，让雇农出身的崔田夫当了书记，孔原中意的另外一个人崔逢运干了秘书长。
对于这个安排崔逢运和鲁贲是不满意的，他们都觉得上级的意图没得到落实。他们都以为和上级对着干的都是坏怂，所以他们就去北方局控告马明方他们。
孔原就让李华生接待了鲁贲和崔逢运两个人。鲁贲和崔逢运添油加醋的把陕北特委的事情一汇报。
这下可好，大领导孔原不可避免的对陕北特委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印象。孔原要求李华生搞个专题会把陕北的事儿讨论一下。
会上先是把陕北特委批评一通，什么“富农路线”的帽子一扣，马上转达孔原的指示。
郭洪涛接任毕维周的组织部长，李铁轮干团组织部长去陕北加强工作，鲁贲和崔逢运留在北方局工作。
当时是没有专职副书记的，组织部长能够说是二把手，所以郭洪涛和李铁轮到了陕北之后才能掀起来那“滔天巨浪”。
话分两头，早在郭洪涛、李铁轮去陕北之前，谢子长已经去了陕北。不但到了陕北，并且接了王兆卿的班负责军事工作。
谢子长和阎红彦被杜衡撤职送到上海后，两个人接受了一段时间学习，就被派到张家口去找许权中搞兵运。就是之前参加“清涧暴动”的许权中，也是唐澎要开除别人党籍的许权中。
张家口是北方局的地盘，北方局的话事人是孔原，这不谢子长和孔原不就搭上线了。谢子长在许权中那搞兵运失败后，就去了北京再次找到了孔原。
鉴于陕北特委对自己的态度，孔原给了谢子长一个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让谢子长去陕北全面主持军事工作。
郭洪涛是榆林人，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毕维周，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就被捕入了狱，一直到33年才放了出来。出狱后经过别人的介绍就联系上了孔原，然后才和谢子长前后脚到了陕北。
并且因为从大革命失败就一直在监狱里边呆着，出来之后就认识了孔原，孔原马上安排工作，那对于郭洪涛来说，这不就是“知遇之恩”吗？所以，郭洪涛刚到陕北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孔原的原则就是他郭洪涛的原则。
1933年8月，高朗亭的那十几个人的游击队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游击队决定先把枪给埋了。
就这么个事儿成了郭洪涛攻击马明方、马明瑞的借口，后边甚至上升到了路线错误。那马明方、马明瑞肯定不能惯着郭洪涛呀，就据理力争。
本身因为鲁贲和崔逢运的瞎汇报，孔原这帮子人就对陕北的这波人不怎么感冒。这又让刚到陕北的郭洪涛下不了台，郭洪涛就把这事儿添油加醋的讲给了谢子长。
因为孔原的关系，谢子长选择相信了郭洪涛，靠着孔原和陕北元老谢子长的支持，郭洪涛成了陕北这边的“话事人”。
谢子长刚回陕北，没枪没兵，除了靠近黄土高原啥也没有，思来想去就给刘志丹写了封信。刘志丹看到信后，丝毫没有因三嘉源的事儿存在丝毫芥蒂。
再是安排刘约三带着合水游击队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作战，在安定直接把敌人的营部给端了。
在刘志丹的帮助下，谢子长不但把被打散的游击队第一支队重新拉了起来，并且壮大到了5个支队，一共600多人。
后续更是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统筹陕北的红军，谢子长是总指挥，郭洪涛是政治委员，贺晋年是参谋长。但是陕北游击队的创始人高朗亭被排除在外。
1934年7月，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刘志丹的红26军42师的会合本是好事儿。却因为孔原的瞎指挥和推波助澜以及郭洪涛的深度介入再起波澜。
陕北和陕甘边的队伍汇合后，两边开了个会。陕西地界儿“有头有脸”的人大多数都参加的。
陕甘边这边刘志丹、张秀山和当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以及高岗、杨森等人。
这次开会本来主要是讨论陕北这边提出来让红26军北上帮陕北游击队打开局面的。
会议首先是杨森代表红26军作报告，给陕北这边不了解红26军情况的同志做下报告。
但就在杨森正在做报告的时候，陕北游击队总指挥、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突然宣读上海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也就是孔原写给红26军的信。
两封信，说了一个事儿总结了红26军的五大错误，分别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
陕甘边也不能看着屎盆子扣在自己脑门上不吱声，特委书记张秀山进行了夺命四连问：
二是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 军的信，是何时送到陕北特委的？能送到陕北特委，为啥不能送到陕甘边特委、红26 军？
三是谢子长、郭洪涛把信带到陕甘边，为什么不交给红26 军或陕甘边特委先去讨论执行，而是在联席会议上当众传达？
四是老谢在红2 团成立时，杜衡打击他和刘志丹，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梢山逃跑主义’，现在他回来了，怎么又把这些说法加到我们身上呢？”
当时的42师政委的高麻子生活不检点，麻子看上别人家的小媳妇，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因为高麻子的这个事情，三甲原的事情再次上演，唯一的区别是上次死了赵连璧，这次没死人，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上次杀了赵连璧，谢搞定了二支队，刘志丹只能只身去陕西省委汇报。这次因为高麻子看上别人家小媳妇，42师的政委肯定干不成了，接盘的又是老谢。
对于老谢当42师政委这件事，大度的刘志丹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郭洪涛却认为刘志丹好欺负。
郭洪涛拿到龚逢春的会议记录，进行大刀阔斧的更改。以会议纪要为基础，炮制了一篇针对刘志丹、高麻子、张秀山、的文章，并且发表到了陕北特委的刊物上。
看看，就是这么奇怪，陕北和陕甘边并没什么联系，批判陕甘边的文章反而在陕北特委的刊物上进行发表。但是这篇文章极其符合孔原的意见，所以这篇文章成了后续整治陕甘边这帮人的理论依据。
在这篇文章的描述下，刘志丹、高麻子、张秀山、开拓了陕甘边根据地不但无功，反而成了他们作为反那啥的铺垫。甚至是后边戴季英到了陕北，整治刘志丹也是用的这篇文章。
后来郭洪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不好意思的说，长期以来，我为写过这篇而犯的严重错误深为内疚。
孔原传话过来，你们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的成分不好，书记就不要干了。主要是因为孔原的这句话，工人出身的惠子俊接任了陕甘边特委书记。
张秀山的伯父和堂兄因为被认定为左倾机会主义被错杀，张秀山的父亲因为痛心家人被杀流了几滴泪。因为这几滴泪，张秀山的父亲被自己的同志拿着铁锹砍下了脑袋，理由是同情反革命分子。
联席会议结束后，谢子长带着红26军的一个团回了陕北，刘志丹他们继续留在陕甘边。
1934年8月份，谢子长带着队伍打清涧的时候负伤。在养伤期间，谢子长给孔原写了封信。
一个是让孔原抓紧安排个人来统筹西北的工作，再一个就是把刘调离陕甘边，要不然红26搞不好。
红二十六军最近已彻底的转变脱离群众的倾向，坚决地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获得很好的成绩。
到写第二封信时，他的伤口已红肿流脓，加上咳嗽气喘，甚至不能睡觉和休息。感觉自己可能要牺牲。
再一个，刘一直的高姿态对谢触动很大。谢感念刘的人格和情谊，把西北的队伍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还不如交给人品没啥问题的刘志丹。
两人商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两地兵权。自知时日不多的谢提名刘任主席，刘坚持由谢担任。两人一再推让，最后谢以军事特派员身份强令刘担任。
尽管刘、谢在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形成了曲折复杂的关系，但他们在最后分别时已经冰释前嫌。
谢的牺牲，西北内部的斗争并没有烟消云散，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写给孔原的两封信，直接引发了陕北的狂飙。
陕北的肃反，没有三个人的推动，是搞不成的，且记住这三个关键人物——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
陕北最出名的是刘志丹和谢子长，他们各自拉起了一支队伍，刘志丹拉了红26军，根据地在陕甘边，谢子长拉了红27军，根据地在陕北。
本来刘志丹干的好好的，以他超强的军事才干，可完全如鱼得水，但是来了一个陕西省委的杜衡，跑到红26军，夺走了军权，开始乱来，盲目制订了进攻路线军强行进攻西安附近的渭华，这明摆着是让红军鸡蛋碰石头嘛，杜衡发现了自己的计划太可笑了，还没到渭华就半路跑回西安，刘志丹他们不能跑，继续前进，结果，好不容易拉起来的26军一击即溃了，留下了悲愤的刘志丹。
不负责任的杜衡跑回来后，跟贾拓夫、高岗在福盛楼饭馆开会，叛徒告密了，马上特务们就来了，逮住了措手不及的杜衡，高岗和贾拓夫敏捷溜走了。杜衡随即叛变了，陕西省委被破坏了，高岗负责留下来收拾烂摊子，先到照金去找部队，找到了刘志丹，重建了26军，高岗一下跻身于陕北红军的高层。
谢子长本来是总指挥，刘志丹是二把手，杜衡一来，看谢子长不顺眼，扣上了“游而不击”的帽子，解除了他的职位，一脚踢到甘肃搞兵运工作。
谢子长离开陕西后，认识了郭洪涛。郭洪涛背后有一个大佬，名叫孔原，孔原虽然名声不显，但实权大得很。他是当年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中央驻北方代表，级别非常高，整个北方的党政军等组织，都归他管。
当谢子长在北平认识了孔原后，一聊，得知谢子长在陕北有过领导武装革命的业绩和经验，是个可用之才，就给他一个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重返陕北展开革命工作。
孔原让谢子长去找正在北平休养的郭洪涛，郭洪涛比高岗小2岁，又是高岗和刘志丹的学弟，在榆林中学时加入了，这个郭洪涛信仰坚定，是个合格的人，但是这人嘛，性格颇为乖张。
在1927年，在山西太原参与革命活动的郭洪涛，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太原监狱里，但郭洪涛硬生生吃了这么多顿皮肉之苦，却不投降，蹲了6年后，被营救出狱，这时候的他，身体虚弱得很，组织就让他在北平休养。
谢子长和他聊了后，希望郭洪涛跟他回去，谢子长搞军事工作，郭洪涛搞地方工作，两人齐心协力把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起来。郭洪涛大喜，不顾刚治愈好的身体，跟他返回陕北，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跟刘志丹和高岗建立的陕甘边区遥相呼应。
实力上，刘志丹的部队更强，但谢子长和郭洪涛更有优势，他们是归的，后台就是孔原。
1935年2月，孔原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让郭洪涛和谢子长去南梁找刘志丹他们，要把陕北两支队伍合二为一。
双方开了个会，陕西有头有脸的人都参加了，陕北的是谢子长、郭洪涛和贺晋年，陕甘边的是刘志丹、张秀山、、高岗、杨森等人。
在杨森作报告的时候，谢子长突然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孔原写给26军的信，这两封信，都是批评了红26军的五大错误，陕甘边的同志们总不能坐着不吭声，张秀山立即反驳了。
而郭洪涛盛气凌人，他把高岗的政委职位给撸掉了，声色俱厉痛斥高岗和刘志丹。
其实他们没啥私仇，郭洪涛蹲了太久了，脑子比较固执，这么多年苦熬下来，坚决不投降，还不是有了坚定的革命信仰？
而刘志丹高岗呢？在不断屡败屡战中摸爬滚打，为生存和继续战斗，不得不放弃原则，在打仗中，随机应变，懂得变通，沾染了游击习气，郭洪涛看得十分不爽，写信给孔原，给中央局，大讲特讲他们的坏话。
谢子长在打清涧的时候，受了伤，很严重。在养伤期间，他给孔原写了信，内容说的是让孔原抓紧安排个人来接管西北工作，再一个把刘志丹调离陕甘边，不让他继续在红26军了。
后来，他再次写了信，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弯，这时候，谢子长清楚自己时日无多了，这时候他才认清刘志丹崇高的品格，他觉得把西北队伍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还不如交给才德俱佳的刘志丹。
于是，他写信给上级，并强制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命令刘志丹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掌握兵权。不久谢子长去世了。
刘志丹不负众望，带着陕北和陕甘边的队伍，与老蒋的5万军队打仗，干掉了4000多人，根据地扩充30多个县，根据张秀山的说法，当时的根据地比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范围还要广阔。这就是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
但是，孔原和上海中央局，很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的肃反也即将拉开帷幕。
7月，朱理治从河北出发，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抵达延川县永坪镇。同时，老蒋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吃瘪了，盛怒之中，再次调集大军，分五路向陕北、陕甘边根据地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按道理说，放下成见，一致对外才是，可朱理治不管这些，他认为他有查清事实的责任。
朱理治到了后，没有见别人，首先就见郭洪涛，他也不全方位的调查，也没有和红26、27军的干部谈过话，没有和刘志丹、高岗、惠子俊、崔田夫和张秀山谈过，只听信了郭洪涛的一面之词，把他俩的谈话内容，写了两本材料，一本英文，一本草写。
但是刘志丹他们也没有像教员一样，擅长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对朱理治能怼就怼。
开会的时候，朱理治当面指责刘志丹等人，思想不对，只认为枪杆子是万能的，还希望在迎来第三次反围剿的战争中，提出要全线出击，硬拼硬，还画出了大饼——巩固陕北、陕甘边苏区，要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使川陕苏区有伟大雄厚的根据地。
当场张秀山就直接开怼了：你一边瞧不起枪杆子，另一边又给枪杆子安排了这么重的任务，这不是矛盾嘛？
于是朱理治觉得不好好整顿，不肃反是不行了。但朱理治身边只有一个郭洪涛，还能搞什么，不久聂洪钧终于抵达陕北，朱理治有了底气，组成了西北代表团，朱理治成了书记，把陕北党政军最高权力收归旗下。
但就凭这三人，想要开始整顿，都推行不下去，因没有军队，直到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长征抵达陕北，并顺利跟红26军和红27军会师。
徐海东大将人品没得说，是很好的战友，但25军有个人，就不好对付了。红25军属于四方面军，四方面军的张老四，那可是一个厉害人物，培养出来的肃反骨干一大把，政委戴季英，就是25军里的肃反专家。
等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后，双方召开了联席会，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参谋长戴季英。25军、26军、27军合编成了红15军团，刘志丹只干上了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会后，朱理治下令，把26军、27军的机枪全部调到25军，理由很牵强，是26军27军不会用机枪；连以下的驳壳枪全部给25军作为手枪团。
武器全部安排妥当，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戴季英进行了一次密谈，谈完后，陕甘晋省委发出了指示，建立了政治保卫局，局长朱理治建议让戴季英做，但徐海东坚决反对，他太知道戴季英是什么人了，建议让崔田夫担任，徐大将的面子不好不给，朱理治退求其次，让崔田夫当正局长，戴季英当副局长。
1935年10月1日这一天，他们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
经过大记忆恢复术，戴季英这个搞肃反的老手，只要被逮捕的对象嘴中蹦出来一个人名，他就去抓人。
刘志丹和高岗等人，他们的噩梦即将来临，戴季英不管真假，只要上了名单，就要先关押起来查问清楚。
于是，朱理治与郭洪涛商议把刘志丹从前线调回软禁起来，就让人写了一封密信送到前方，让聂洪钧等人将刘志丹和高岗他们骗回后方。
送信的人不知道信里写了啥，路上碰到了刘志丹，就把信直接交给他了。刘志丹一看，原本是后方要抓捕他，他倒也光明磊落，直接骑着马主动回到了瓦窑堡，束手就擒。
肃反开始后，抓人的速度很快。整个陕甘边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干部，都被抓起来了。
陕北肃反后，大批战士开小差，可为啥高岗、刘志丹、这些主要领导干部，一个都不跑，反而纷纷束手就擒呢？
不管是发动肃反的人，还是被列入肃反名单的人，他们都在认为，自己都是从事崇高的革命事业，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只能说肃反的人，都是得了左倾主义幼稚病，而且他们的制度并不健全。
旦夕之间，陕北根据地就会分崩离析。他们的肃反目标性非常强，就是冲着红26军和27军去的，搞得军心完全动摇。在后方，保卫局的监狱，每个房子都关着十几号人，后院都挖好了大坑，随时掩埋人。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5年10月19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吴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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