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维为教授曾担任等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2014年8月15日，他曾在上海社联做过一个演讲，纪念诞辰110周年。在演讲中，张维为教授从“犀利、坚定、深邃、意志如钢”的眼神谈起，回顾了会见金日成、穆加贝、罗林斯等外国领导人的经历以及一些有趣的故事。今天是诞辰115周年，观察者重新刊登此文，缅怀伟人。】
我愿意和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些我个人对的回忆、观察和研究，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最近一直在播的电视剧《》，有人问我这个电视剧拍得怎么样，我觉得演员总体上还是可以的，特别是讲话、声音、用词、语音、语调都很真、很像，但是如果说有一点儿遗憾的话，那就是他似乎没有的眼神。
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正常的情况下他是很淡定、慈祥的老人，但你仔仔细细地观察他，特别是他讲话，连续讲一段话的时候，他的眼神总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犀利、坚定、深邃、意志如钢。电视剧的演员当然是个优秀的演员，但是要有相同的经历、智力、阅历，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苛求的。
昨天看的那一集讲恢复高考，于是我就联想到了我自己。我是从工厂里直接考进复旦大学外文系的，不容易，我当时真没想过还会有机会念大学，我在工厂里工作了三年，然后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但有一点挺好，我们从听到高考的消息到参加高考，好像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吧，没有像现在那样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备战高考。
但那年考上大学的大都是平时真正喜欢读书的人。我当时在上海郊区的工厂里工作，要从徐家汇坐50路公交车坐到底。我们的厂长特别高兴，厂里去了三十多个人参加高考，就我一个人考上了，而且还是复旦，厂长就用卡车敲锣打鼓一路把我送回家，还把喜报贴在了我家弄堂口。我哥哥也在同一天收到复旦大学物理系的通知书，当时全家的欢快心情今天仍记忆犹新。
现在我来谈谈。首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一个很本色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当然，只有近距离接触才容易感受到。今天我讲几段经历，大家来感受一下。
1987年11月我给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做翻译，他会见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曾担任过《》副总编，80年代写过一本书《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他重走了长征路，采访了上百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和士兵，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成了当年的畅销书。
他写完长征之后，就想写中国正在进行的新长征，也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他特别想写。当时的很支持他的写作，他想见的领导人几乎都见到了，包括和，但就是没能见到，所以索尔兹伯里见到人就问。
他见到万里副总理也问，万里先讲了1974年让他抓铁路，当时文革造反派在徐州打派仗，铁路无法正常运行，下令说你去把闹事都抓起来，一天抓一个，一年抓365个，必须确保京沪线尽快通车。
万里无意中透露出曾与打桥牌。索尔兹伯里一下子抓住了这个题目，他说：打桥牌是很有意思的游戏，一般玩游戏都希望有一点刺激，有的人喜欢有点钱，有的喜欢其它东西，你们中国领导人打桥牌，有没什么刺激的东西？
万里说我们也有，我们是谁输了就钻桌子。索尔兹伯里抓住这个细节，他问如果输了的话，钻不钻。万里笑了，他不想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就说牌打得好、牌技高。索尔兹伯里追问，他从来不输吗？不可能吧？万里说，他输了我们其他人都会说：你不用钻了。到最后万里被逼得没办法，只能说：这是我们大家定的规矩，谁输了都要钻，但他始终没说钻了桌子，回答完了，他自己也大笑。
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书中是这样写的：“打牌争输赢，但不赌钱，输者得钻桌子，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但总是说‘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于是他就钻了起来，但由于身材矮小，钻桌子非常容易。”虽然这是个比较轻松的故事，但也说明的一个特点，他比较讲规矩，是个定了规矩就认真做的人。我们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例如选贤任能制度、梯队接班制度等等，现在都已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这些制度安排对中国长治久安的意义，今天看来给予再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有个性的故事还有很多。那年他见意大利记者法拉齐，法拉齐提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他们谈了几个小时。中间休息的时候。问她：“你跟你父亲也这种样子说话吗？”法拉齐说是的。笑着说，那你父亲不给你一个耳光吗？小平是一个很本色的人，实际上很多老外也喜欢这种个性，法拉齐采访后写了很长的感想，说从来就没见过这么精彩的人，很有个性，很犀利。
这张照片是金日成和在一起，放这个照片是想回忆一段往事。我是1983年进外交部翻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刚进去时我们的级别还比较低，当时就存在一个矛盾，我们自己翻译的东西自己不能看，属于绝密文件。但翻译要熟悉领导人的讲话，熟悉他们的思路、口气、惯用语、引用的诗词等，翻译室领导就请示部领导，后来我们这些新手被破格允许阅读会见外宾的谈线年与金日成的几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当时朝鲜经济十分艰难，金日成跟说，我们想尽办法克服自然灾害，巴基斯坦总统哈克将军曾说，巴基斯坦的科研人员发现鹌鹑蛋营养比鸡蛋要高两到三倍，所以我们现在更多地养鹌鹑，这比养鸡更划得来。
我觉得这是很新鲜的事，但对金日成讲的话没有特别的反应，而是说：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解决思想路线月访问朝鲜之后，在中国东北一路视察时所讲的一些话，现在一些学者开始研究的这个“北方讲话”了。
“北方讲话”中有几点最重要，一是提出要解决思想，要恢复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二是明确讲了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这段话收录在《邓选》第三卷里：“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薪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大多数地区处于贫困状态，这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另外，当时被打倒之后，主席开展了揭批的运动，当时习惯的说法是要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说什么叫“进行到底？”他说“我看半年差不多了，运动的时间不能过长，把班子调整好就可以了”。为什么？他希望尽快把整个国家转入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轨道。
他当时就提出了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他到长春市，就跟长春市的领导人说，是不是该考虑让政府变成为发展经济服务，当时是1978年。另外他还说，我们关起门来不行，要引进国外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
他到大庆参观，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大庆当时有计算机。他问：你们的计算机每天开启多少小时，得到的答复是每天两个小时，他说这怎么行，这和拨算盘差不多，计算机要搞一个计算中心，24小时开放，形成一个网，可见邓当时的思想已经很超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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